关于药方的刻制年代及刻制者，由于洞窟并无明确的文字说明，故而历来说法不一，概括起来不外北齐、唐代、北齐至唐三种见解。

原龙门石窟研究所李文生研究员，现龙门石窟研究所焦建辉主任，认为造像的岩面比药方的岩面高约五毫米，造像碑下一段药方的第一行至第九行的头一个字，都多少不等地刻在造像碑的岩面上。

这种复压的现象充分说明了药方的刻制时间晚于《都邑师道兴造像碑》，即药方刻制于北齐武平六年(575年)以后。

而我们采访的当地研究者、主任中医师贾志宏，根据历代引录窟中刻方的次第以及碑方首文的年号，认为乃北齐所铸。窟中从北齐镌刻药方以后，后世医书中收载窟中药方而有据可查的竟达十数余家，但以唐代收录最为紧多，且多在初唐、盛唐之时，如《必效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本草拾遗》等。同事根据石窟中《都邑师道兴造像碑》有云：“自非倾珍建像，焉可炽彼遗光，若不勤栽药树，无以疗兹聋替”等文字，说明了当时造像、刻药方的缘故为言造像治疾而乃刻方。

张瑞贤在“龙门药方镌刻年代考”中，根据药方与道兴造像的关系，认为药方与《都邑师道兴造像碑》题记无明确关系，同时根据字体风格、异体字特征、避讳字、与周围造像的关系，又根据药方中“年”、“日”等字样皆不用武则天所造新字,再结合文中考证的八角莲花石柱的年代，将药方的镌刻年代定在唐高宗永徽元年至四年(650~653)之间。

岁月沧桑而过，一份珍贵的遗产留给了后人，而当初刻制药方的作者，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或者是信仰坚固的和尚，或者行善求福的信徒，或者是心怀慈悲的医生，我们只能在怀念中想想而已。然而，这种造福他人、贡献药方的高尚行为，却值得我们永远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