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随着中国古代医学的产生，而在同时也就有了中医骨伤科学的治疗实践。可以说中医骨伤科学是同中医学的产生与发展同步的。

在当代考古发现的商代甲骨文的卜辞中,可以见到“疾首”、“疾目”、“疾耳”、“疾口”、“疾骨”等30余种疾病,其中“疾骨”即是是指骨科伤病。《周礼·天官冢宰下》有“金疡”、“折疡”等记载，这里所谓“金疡”指刀箭伤,所谓“折疡”指各种跌打损伤,都涉及到骨伤的疗治。

汉代医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卷十八中即记有治金疮的方法。

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卷三十六“金疮诸病候”部分,有“金疮伤筋断骨候”、“箭镞金刃入肉及骨不出候”等节,即是与骨伤科相关的内容。唐代“药王”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是中医中 药学的经典文献。其卷七十七“备急方”记述了救治“诸般伤损”的药方,如“治折骨断筋方”、“治腕折骨损痛不可忍方”、“治四肢骨碎伤筋蹉跌方”等,都是非常宝贵的中医骨伤科药方。

唐代蔺道人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第一部骨伤科专著,开篇即是“医治整理补接次第口诀”,记述对于骨伤的手法处理及用药。所开列的药方配伍精当,具有显著疗效,至今仍有实用价值。在手法的运用方面,提出对于开放性损伤要先清创,后用手法复位,再进行缝合,这对平乐正骨的医术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

北宋末年宋徽宗主持编纂的《圣济总录纂要》卷二十二为“伤折门”,其中记述了对于“打扑损伤”和“诸骨蹉跌”的救治方法。此卷还附有各种药方、膏药、偏方等,其中有“接骨紫金丹”,对于身体各部位的骨折皆有显著疗效。而如今洛阳平乐正骨的“内服接骨丹”的配方与该书中所记“接骨紫金丹”的配方多有相似之处。如：

“接骨紫金丹”方:

乳香(炙去油)、紫荆皮、骨碎补、大黄、血竭、归尾、硼砂、土鳖(烧酒浸死瓦焙干)、自然铜(锻淬七次,各一两)。右为细末,每服七分半,热酒调服,其骨自接。

洛阳平乐正骨的“内服接骨丹”方[12]:

土元（即土鳖）9g,三七9g,乳香5g,没药5g,自然铜15g,煅骨龙15g,麝香0.3g。共为细末,每次3g,每日2次,开水冲服。

可以看出,两种药方都有“乳香”、“自然铜”和“土鳖”。

元代名医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卷十八是“正骨兼金镞科”,记述了关于骨伤及刀枪箭伤的救治方法。如“背脊骨折法”云: “凡剉脊骨,不可用手整顿,须用软绳从脚吊起,坠下,身直,其骨便自然归窠……” 其法为后世延用，直到如今，骨科医术对于脊骨伤及腿伤仍使用吊脚牵引，洛阳平乐正骨也同样使用。《平乐正骨》一书中在记述脊柱骨折的救治使用“悬吊复位”方法时,就直接引用了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卷十八“背脊骨折法”中的这段论述。[13]

明代万历年间的名医王肯堂在骨伤科方面也有高深造诣。其所著《证治准绳》卷一一八为“外科·伤损门”,对于骨伤科的救治论述颇详,所述内容对平乐郭氏正骨医术也有直接的影响。如郭氏正骨医术所坚持的辨证施治原则，重视对于人体骨骼解剖学的掌握,所采用的正骨手法和用药方法等，同《证治准绳》的论述均相一致。由此也可以看出洛阳平乐正骨医术对于古代中医学遗产予以继承和发展的踪迹。

明清之际中医学得到长足的发展，作为当时名医的祝尧民尽管并未留下什么医学著作,但是,他对于前代的骨伤科医疗理论与技术，肯定有所继承并予以发扬创新。这种影响也必然体现在洛阳平乐正骨医术的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在《平乐正骨》一书中附有不少常用方药，多为引用《伤寒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和剂局方》、《此事难知》、《内外伤辨惑论》、《银海精微》、《济生方》、《丹溪心法》、《妇人良方》、《外科正宗》、《温病条辨》、《医宗金鉴》等多部古代医学名著的医方，这更是有力的证明。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郭氏正骨医术体系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中医学演进与发展的过程中下逐步成熟起来的。郭氏正骨医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历代郭氏传人的辛勤努力，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不断创新，才形成了自为一家的骨伤理论与医术体系。